买了杨德昌的《一一》来看，很赞，现代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压力、问题和烦恼，每个人都有一些可共鸣的。只是叙事有些复杂，导演常常附体在演员身上发表对生活的看法，甚至批判电视新闻煽色腥这样的社会现象。还是喜欢侯孝贤的简约，minimalist的手法，英文维基上用的另一个词是austerity，不知中文怎么对应，肯定不是糙，不同于crude，那是贾璋柯。

乡土主题是偏爱侯的另一个原因。像《戏梦人生》，在90年代初的福建取景，正好是沿海开放、工厂耸立的大潮吞噬那些旧房子旧生活的前夜。我们十一二岁，跟天禄一样在祠堂、稻田、晒谷场这些地方游荡，从村口小市买只草鱼，也用一根稻杆穿过鱼腮鱼嘴，提着回家。开头不久的一个场景特别致命，天禄的准童养媳大目仔，要被妈妈带回厦门，阿公哆哆嗦嗦从长衫里面掏出几块钱来给她，一边抹泪一边问“以后还记不记得阿公的面？”。我想起小时候族里同一房有一个牛仔伯公，就是干瘦黑皱的阿公形象，对儿孙辈很慈祥，夏天穿件布卦，手里一个高高的黄铜水烟壶，拿根香在前面点上，卜嗒卜嗒抽起来。他老婆我们叫明秀伯婆，也是很好的人，冬天搬个竹椅子出来晒太阳，穿着旧式的斜襟布纽子素蓝上衣。

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幸运地赶上了一点那个逝去年代的尾巴。你要说它落后也行，鲁迅从中看到了劣根性，余华写阿公辈被儿子儿媳骂“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革命文艺则讨论剥削压迫和反抗斗争 -- 中学时期我曾经完全接受这些概念，认为一切代表进步、现代、科学的事物都在学校和课本里，至于民间和农村，拜托，那里只有愚昧和迷信，有丁点智慧吗？我时时自觉一中是全县最高学府和知识中心。

现在的我愿意追随侯孝贤，怀念那个很中国的、乡土的、温情的、安稳的、暖洋洋没有时间性的世界。只是过去半个世纪经历宏大的家国变迁（听父母说，牛仔伯公文革的时候被十几岁的小将喂过人畜排遗物），再有近二十年交通、通讯的发达，年轻男女流向城市做工等等，这个世界的面目和内里跟昨日的距离都不能以道理计了。我有段时间常常担心以后再也吃不到家乡经典的一些小吃，因为可能没有人会做了，也怀疑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三四十岁后回到家里还愿不愿意种田。当然，所谓发展，浩浩荡荡，势必如此，否则台湾电影也不必到大陆拍外景。

前阵子跟一个台湾人说起哈侯孝贤，她的反应是有点惊讶，说“那只是台湾电影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听了小失落了一番，不过想想也是，都市长大的新新人类自然需要他们能共鸣的东西，即使是侯孝贤那代人，又能有多少童年往事、初恋和乡愁翻出来拍呢，拍多了就酸了，所以侯后来也转型了。

马英九博客上贴的一片旧文，觉得下面两段很对：

這裡，英九要先為目前執政的民進黨講一些公道話。民進黨從在野時代的「黨外」起，確有許多為民主理想奮鬥犧牲的志士仁人，從遭受誤解、扭曲到獲致尊重信賴，從而取得了今天的執政地位。不過我們也要強調，早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大批為了自由的信念獻出生命的前輩，不過執政後卻也都出現嚴重走樣的現象。這意味著，真正的民主檢驗不僅在於在野時期的奮鬥資歷，更在於取得權力之後對待異己的態度。

歷史上，國、共兩黨都曾把政治對手當敵人甚至叛徒看待，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共當局迄今猶未改變。令人詫異的是，最近台灣執政者似乎也嘗試跟進；大選後一週在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與真相不明的合法集會，竟被說成「七日流產政變」，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信號。這便有賴於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這個機制的哲學設定在對權力的不信任，任何當權者不管有何等輝煌的過去，都被自動當成潛在的濫權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與監督。

近日因缘际会，得以在军事博物馆左转右转呆了五个小时。人民群众参观“纪念建军八十周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的热情高涨，军博为了应对每日将近十万的人流，免费开放了所有的馆。我从二楼的土地革命战争馆一路转到三楼的抗日战争馆和解放战争馆，大开眼界，大受震撼。过去八年在北京简直虚度，做了彻底的井底之蛙，对人对事只会想当然习惯性地批判，无知可憎，罪过罪过，改正改正。

许多实物原稿都跟军事相关，但是不妨事，实在太丰富，已经足以让我这种乡下小朋友瞪大眼睛和嘴巴，觉得历史突然变得可触摸。是党的版本党的史观也没所谓，正好温习一下党的创世神话和建国美学（马英九曾用这词儿）。第一个印象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真的太深重，又太悲哀了，军阀军、革命军、农民军、土匪军、国民党、GC党，从很早开始，用的枪炮、电台、指挥刀、望远镜，甚至皮带、钱包、尺子、水壶，全都是外国造，德国比利时美国日本等等等等。有台红军缴获白军的美制电报机，上面还有出产地马萨诸塞和专利号的铭牌，还有那个德国电钻头品牌BOSCH产的电瓶，不一而足。

对我比较有吸引力的还是各个时期革命文学/文书/文字，标语口号文献手稿什么的，能够大致看到XX如何从一个精英的知识分子党转变成一股农民造反力量，苏区的标语有诉诸老百姓、白军士兵甚至红军士兵老婆之分，良莠不齐，有的让人感动，有的差些，内容没有说服力，简单粗暴，字也不好。体力不支，不再赘述，强烈推荐在北京的各位去瞅瞅，趁免费！另外在抗战部分，有几份45年以后国民政府做的关于日军暴行的百姓口述资料，都是毛笔手写，用的是文言，文气优雅，记述平实而含血泪，落款是证人、调查人的年龄籍贯职业，证人宣誓所供皆为事实，愿意在将来的审判中出庭，若失实，则愿承担诬告或伪证之刑责，可叹今日政府公文之拙劣！

展品中有一张当时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李硕勋的相片，一袭风衣，挺拔英俊，1931年在海南被捕就义，年仅28岁，旁边是他给妻子的遗书：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虽然干伊三妹，刚才发现书中“吾儿”即是李月月鸟，但是并不影响我对李硕勋的尊重。其实左翼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中还是有许多很纯粹的人物，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好汉。只是党多年以来一路变质，把自己曾经的道德理想忘在天涯海角，加之宣传机器一贯糟烂的脸谱化描绘手法，民众自然容易排斥那些虚幻可笑的形象。

侯孝贤《好男好女》里的钟浩东，是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曾到广东惠阳投身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台湾，继续办地下刊物，最后在1950年被国民党逮捕枪决，下面是他临死前给妻子蒋碧玉的信，电影里有经典的画面和旁白：
 
　　碧玉， 
　　请不要惊骇，也不要悲伤。关于我们的生平，你知道很多，我不想在这里说些什么。关于后事，切不可浪费金钱，可用最简单的方法了决一切。你知道，在这里我没什么东西，一些用品，你带回去。 
　　南部母亲，我已另有安排，我只希望你给她通讯，多给她安慰。东儿的牙齿不好，恐怕是你们传统的缺陷，需及早设法补救。民儿太可怜了，恐怕他还不认识我。 
　　父亲，母亲，请都不必悲伤。诸位弟妹努力求进，以诸弟妹的聪明天资，必能有所成就。 
　　我将永远敬爱你，怀念你，祝福你。 
　　浩东手书　十月初二深夜  

“我将永远敬爱你，怀念你，祝福你”，相信世间还有许多这样坚定朴素的爱，我只有惭愧。

昨天转战潘家园旧货市场，跟想象挺不同，中间一块大坪酷似农村集市，顶着个大棚，许多排摊位在中午太阳底下空空荡荡，据说周末才开。四周一圈店面，石头玉器、扇面书画，古董家具，依次绕下来，到南边是几家真正卖旧货的，民国时期卷着个大喇叭的留声机、照相机和红宝书毛像章等等俗套，看见台50年代的日立电风扇、一些不大旧的显微镜和认不出是何物的眼镜盒，还算新鲜。

西边一栋两层楼专卖古书旧刊，可惜很多小店也没开门，玻璃上都贴着些“收购毛主席像章 照片 文革物品...”的广告。有个辽宁大姐专卖满洲国时期的东西，老家收了运到北京，陈列蔚为大观了：日本人出的地图、报纸和关于“日清战争”、“支那事变”之类的书籍，保存完好。有本黄色封面线装的清史，好几册，竟然是日人用中文所作。另外一些小物件有伪满政府颁发的地契、税收执照以及一张...娼妇从良证书。还有许多日本的徽章奖章，做工精良，墙上挂着张昭和十几年（1930年代）某日朝日新闻的剪报，是位皇太子的照片，三四岁的模样，白色的日本传统服装裹得圆圆的，估计正是当今在位的明仁天皇。

最令人称奇的是一大本私人相册，暗褐色的皮质封面左上角凹下去个英文单词PHOTOGRAPH，下面是白色手书的“XX氏世界一周游 NO.1”, 想必原本不只一册。翻开来每页都是三四张照片沾在黑色底子上，旁边白色字迹注明地点人物。从苏州掠影开始，留园、虎丘和街市上各色中国男女老少都有上相，一张水乡拱桥倒影河中的题为“桥影图”。接下来到上海，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有张俩日人的合影，注明xx二氏而已， 似非作者。也有些鬼子家人在日本的照片，传统的严父慈母形象，也有年轻人着日式制服或军服在中国的照片。香港的风物拍得不少，只记得山顶和半山的豪宅，注为“外人公寓”，下面到了越南和别的不知名的东南亚国家，妇人小孩一顿乱拍，然后是印度裹着纱巾的女人。之后是鬼子在邮轮上穿着救生服，标题是印度洋，镜头前显得颇为开心，应该不是什么险情。最后以清真寺和一些半欧半亚的街景建筑结束，怀疑是土耳其。七八十年的老照片竟然完好如新，老板开价六千，对有心兼有钱之人来讲也算物有所值吧（另有一本如现今我们常用相册大小的照相本子是一千块）。

也卖几件45年后跟东北有关的东西，国防部东北司令部某无线电技术学校第x期毕业证书之类的，盖着白崇禧和蒋中正的大印，该学员的照片同样毫发无损。老蒋的这枚印章今安在？静静地躺在军博三层呢，在一个展示49年南京总统府缴获物品的大玻璃柜里，工作人员特地在旁边一张纸上印出来蓝墨的蒋中正几个大字。与之相伴的是老蒋用过的毛笔、笔台和日历台，破烂的国民党党旗，一块总统办公室门牌，一块秘书长办公室门牌，竖着刻在绿漆木板上的字迹苍劲有力。 而最最让人唏嘘的是一本线装的1947年版中华民国宪法，大概有32开，粉色和米色的封面，无从得知里面是手写还是刻印。国民党在40年代是大大的坏，这部宪法最起码在字面上是贴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的，代表了中国曾经的一个可能性，可叹可叹！它如今在台湾，除了一中和领土的部分绿营觉得不合身，普世价值方面仍然合时合用。关于蒋，《好了歌》说的：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说远了，忘了提在满洲国主题店之前逛的一家卖英文书的店，买到本03年从图书馆借到过的美国大学社会学的入门教材，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当时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读得废寝忘食，以至萌生过要付几倍罚金据为已有的念头，后来复印了近百页精华部分作罢。另外掏到本64年11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文章是 “This is the China I saw”，配张女旦的特写。作者是一个足迹遍及全球的丹麦作家和摄影师，当年5月获准到中国旅行六周，跑了北京沈阳大同延安西安上海杭州广州这些地方，被安排深入工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照片和文字都精彩，当年绝对是优秀的journalism, 今天也算很好的个人口述历史了。最近迷上侯孝贤，《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这样的片子可以笼统归为一类，个人史和家国史交织，侯讲述的方式太致命了，所以又迷上博物馆和旧货市场这样的地方，去想像那些逝去的年代和逝去的人，无可救药。

有家店的老板在粘一封中华书局老编辑周振甫1981年写给钱钟书的信，拿瓶普通的胶水，把四五张撕烂的碎纸粘在一张A4纸上，用把破牙刷在连接处东刷刷西刷刷，竟然也就天衣无缝了。老板手巧，人也不错，有问必答，也不给你推销。他说这信是有人在杨绛家门口专门等着扔垃圾搞到的，杨在扔书信手稿之前都会先撕撕，只是看来撕得都不大厉害，老人家可能不知道这些旧信（包括钱父钱基博的手迹）可以卖到几百块钱一封吧。老板给我看一封已经粘好的信，周在里面提到“劝海婴收稿费”的事情，想必是指周海婴文革后领鲁迅的版税，说总理曾指示出版社要把稿费留存，确保周能随时取用，现在周海婴的两个孩子要出国留学，需要钱，于是有家出版社当即支付了两万，另外一家给了二十七万，真是豪富！又提到中华书局要出旧辞海的事情，说请示了出版局和中宣部，都同意，已经开印了却遇到麻烦，解放后出了新辞海的上海某出版社去告状， 怕新辞海被取代了，揭发旧辞海反动，于是请示胡乔木，“乔木同志说旧辞海是特务陈立夫主持的（？）”。断断续续看得，字迹不大清，最后结果应该是继续出了，周说中华如果停印要损失几十万，没人敢负责。结尾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有人去请示胡乔木，两个老头居心甚坏，解构左王，“…都要请示乔木，可见一斑…博君一粲”。周以弟自称，称钱为默存兄，非常谦恭，又几次感谢钱赠给他一笔“巨款”。把这些写出来，似乎不大道义，罢了。

最后四十块钱买了半本《金瓶梅》，88年齐鲁书社的洁本下册，注明各处删了几字等等，买贵了。

p.s. 找到《南方周末》03年写的这篇精彩的《潘家园江湖》。